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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风险如何评估

学术期刊发表网 位置:经济论文 时间:2018-03-01 16:34 ()
摘要: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自然环境、资源及储量、气候、生态、民族结构、地缘政治、人文、历史、宗教、社会生产以及人口结构,如:劳动力人口比例、老龄化比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接下来小编简单介绍一篇优秀风险评估论文。 摘要:为了更加全面地开

  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自然环境、资源及储量、气候、生态、民族结构、地缘政治、人文、历史、宗教、社会生产以及人口结构,如:劳动力人口比例、老龄化比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接下来小编简单介绍一篇优秀风险评估论文。

新经济

  摘要:为了更加全面地开展社会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在关注诸如战争、武装绑架、极端势力等硬性参数的同时,对这些现象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资源禀赋、政府治理能力、社会价值取向、民族结构和民族性、政党和贫富分化等社会、经济的软要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以委内瑞拉为例进行讨论,以期对现有评估体系提供有益补充,进而提高国别风险评估精度。

  关键词:安保风险;软要素;委内瑞拉

  引言

  风险评估就是测量不确定性对“安全”这个目标的影响。社会安全风险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作用结果,深入认识国别社会经济和政治这些软要素,有助于认识风险的特征,从而有助于安保管理人员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案。

  1资源禀赋的基础作用决定国别社会安全整体风险

  以委内瑞拉为例,其人口约3100万,国土面积91.6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灾害较少;民族比较单一,少数土著印第安人、欧洲移民和占多数的印欧混血人,族群冲突较少;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老龄化比例低;外来殖民历史和天主教占主导的信仰氛围,使国民较为宽容、温和,不好战,没有产生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土壤;周边各国间发展均衡,文化相似;除美国以外,受外来干涉较少,与周边国家冲突较少。而委内瑞拉社会街头抗议所引发的社会骚乱,多为示威人群“群体心理”和“从众心理”的表现,狂热的群体在“人多势众”的优势感中,由于个人道德和社会机制失去效力,经常引发暴力事件。据非政府组织OVV统计,2016年委内瑞拉死于暴力事件的人数达28479人[1]。

  2经济发展能力决定社会安全风险的高低

  宏观经济形势,如:GDP增长、通胀水平、货币稳定性、汇率等可以判断国别社会安全总体态势、发展趋势、持续时间、改善或恶化预期等。通常情况下,经济形势恶化与社会治安恶化为线性关系;在微观经济层面,则反映在民生、民众幸福感和社会公平与正义感,民生恶化意味着社会基层治安的恶化,幸福感越低,犯罪就越高,社会公平与正义感越低,有组织犯罪和暴力犯罪就越高,其广度、深度将决定犯罪恶劣程度。委内瑞拉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高速发展,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委内瑞拉的贫困率曾一度从43%降低到27.5%[2]。但委内瑞拉工业化并未充分发育,经济对资源的依赖仍然较高,经济和财政收入随着资源价格的变化而剧烈波动。出口收入的90%和财政收入的40%都来自石油,石油业占GDP的20%,进出口市场单一,通货膨胀居全球最高。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使全社会物资短缺,高通胀、高犯罪率,政治冲突加剧[3]。反应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其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稳定;外债高筑,要靠资本流入刺激经济或维持经济发展。“进口替代”政策失败,导致与此行业相关的就业机会损失,类似美国的“铁锈地带”现象产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占经济重要地位的家族经济携资本出逃,要推动经济发展,只有左派的“革命”道路和右派的“促进外资和私人领域投资”2条道路,国家在道路选择上挣扎和摇摆,让社会陷入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

  3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

  委内瑞拉首都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印证了贫富分化的严峻,而其背后是生产资料的贫富两极化。贫富分化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内需市场,降低了国家的储蓄能力,降低了人们的社会亲和度,民众之间的矛盾升级,引发猖獗的犯罪现象,并助长了腐败。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公和经济歧视,加重了穷人的沮丧情绪,加大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部分群体被边缘化,享受不到社会提供的福利(如: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参政权利),不能与社会建立沟通、互动渠道,不能与社会体系进行交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暴力犯罪被视为结构性失衡的结果:个体组成的群体为过上正常生活付出的努力,与潜在获得和自身实际能力相匹配的机会之间的矛盾。“结构性暴力犯罪”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4]。2016年,全球50个最危险城市,委内瑞拉占去5席,加拉加斯连续多年领先全球最危险城市,原因不是非法毒品交易、犯罪团伙火拼、内战甚至帮派暴力,而是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政治对立[5]。根据2010年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数据,56.6%的谋杀案件为低收入阶层所为,27.2%的谋杀案件为穷人阶层所为,70%的谋杀为持枪抢劫,且多为摩托车作案(70%),公共场合谋杀占到55.1%,其中青年匪徒作案占16.9%。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军警实施作案占谋杀案的4.5%(2016年统计数据),委内瑞拉全国和首都加拉加斯每十万人谋杀死亡率如图1所示。

  4政治因素对社会安全治理的影响

  社会安全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政治治理和司法治理水平,也自然反应在社会安全上。公正的政治和司法环境,高效、有竞争力的社会安全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是社会安全治理的最好保障。委内瑞拉1999年以来实施的“波利瓦尔革命”,致力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并取得显著成绩,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的肯定。但同一时期,暴力犯罪并未降低,出现“谋杀死亡率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微小负相关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13人类发展报告,39页)。这是因为,基于救济手段的各种社会援助项目,未能惠及那些最贫穷的、缺乏技能的15~24岁的青年人;政治分化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反而提高了民众之间的对立和敌视。社会分裂为支持前总统查韦斯的查派(西班牙语Chavista)和被查派贬称为“瘦子”(西语Escual-idos)的反对派。一个打着“公平”、“打击寡头政治”的旗号,一个高举“民主、反独裁”的旗号,双方对立、难以调和。贫富分化在政治的干预下,导致国家地理上的政治分裂(首都东部和东南部的富人聚居区与西部边缘地带的穷人聚居区)和街头暴力对抗升级。这也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让公民对国家行政权利和机构失去信任,道德层面不再遵守法律和规则[6]。委内瑞拉社会的政治对立,导致社会安全政策协调困难,公民对权利机关的“去法制化”加速,选择性执法现象频现,政策没有连续性,社会安全管理领域腐败,并在一些情况下发生因政治利益而保护暴力犯罪的现象。许多暴力犯罪得不到报警、调查侦办、起诉、裁决,又助长了暴力犯罪[7]。2016年,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只有31.4%的暴力犯罪事件报警,现在委内瑞拉合法和非法枪支拥有量超过800万支。

  5利益攸关方管理工具用于识别社会安全风险

  由于社会安全风险的加害方和受害者是一定意义上“利益攸关方”,利用利益攸关方概念借助FREEMIND软件,采用“头脑风暴”识别和评估国别社会安全风险。在地缘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中,也可以用利益攸关方概念,研判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所在。举例来说,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美国,对拉美有着天然的影响,而拉美左翼政府大多与华盛顿关系不佳,因此支持右翼上台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总体面貌。以此为主线,可在每次危机中用利益攸关方识别美国的关切、制裁工具、各方反应,有利于对社会风险发展做出研判。对委内瑞拉社会治安的危险源源所做利益攸关方如图2所示。

  6结论

  1)从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等软要素分析风险产生的根源,结合历史事件分析,有助于社会安全管理人员更好把握国别安全形势,制定更加合理、科学、细致的安保方案和应急预案,更好预测社会安全走势,研判应急撤离条件。2)以委内瑞拉为例,其社会安全风险主要是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相比由战争导致的地域限制和教派冲突造成的人群限制,由于贫富差距和贫困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治安风险,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突发性、随机性、常态性,对企业员工造成的精神压力也更高,更需要科学的社会安全管理。

  阅读期刊:新经济

  《新经济》(半月刊)1980年创刊,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今天的《新经济》是一份面向市场的财经类刊物,作为一本根植于珠三角大地的财经传媒,作为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南中国的权威财经杂志,《新经济》将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新理念的发现者、新价值观的倡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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