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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的交流哲学与语言交流的内外构成

学术期刊发表网 位置:文史论文 时间:2019-03-26 16:17 (12)

摘要:摘要:根据皮尔士的理解,在共享语言系统的前提下,语言交流仍以模糊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现实状态,而解决这一问题,达成交流条件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交流者经验的旁证。经验的旁证,穿透了交流者的共享场域(universe),获得共同体通行的知识,形成交流的普遍

  摘要:根据皮尔士的理解,在共享语言系统的前提下,语言交流仍以模糊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现实状态,而解决这一问题,达成交流条件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交流者经验的旁证。经验的旁证,穿透了交流者的共享场域(universe),获得共同体通行的知识,形成交流的普遍性。普遍性是对语境化偶发模糊性的超越。在超越模糊的过程中,人们通过交流,得以破除疑惑,确立必要的信念,指引自身的行动。

  关键词:语言交流,交流成立条件,皮尔士交流哲学

世界哲学

  皮尔士研究专家马兹·博格曼(MatsBergman)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皮尔士的交流理论,构成了其符号学说的支撑基础,甚至是其实用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1]1-5。由此引出的问题在于:

  第一,皮尔士的符号学说,其基本理论依托是逻辑的,还是社会的?虽然皮尔士经常把符号学视为逻辑学的同义词,认为符号的关联原理可以通过逻辑演算进行展示,但其重要概念“探究共同体”的社会性,又突显了皮尔士符号学说的社会性内涵,并由此通向其实用主义的符号意义效果论。但探究的目的是真理,符号是通向真理认知的必要途径,因此围绕真理探究展开的逻辑程序,又构成了皮尔士符号学说的另一个特性。

  第二,作为其符号学说理论支撑的交流哲学观,如何关联到语言交流这种人类最典型的交流方式?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皮尔士的交流哲学观,从《皮尔士全集》多处行文和思路判断,又交差关联到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符号。也就是说,交流是符号的交流,包括但并不局限于语言的交流。皮尔士的交流哲学观,实质包括符号交流观和语言交流观二者,但二者又分别分化出基础性交流范式和派生的交流类型。质言之,皮尔士的符号交流观是否立足于更深层次的基本交流范式,而语言符号交流不过是这种基本交流范式的延伸?当然,如果我们把语言符号和其他类型的符号置于平行的状态,那么上述两种范式又不能说是符号的原始范式和语言的派生范式之间的关系。

  一种可能的理论还原在于:皮尔士的交流哲学观是一种基于符号性的交流观,由此不同类型的符号现象所处的交流状态,分别指向这种先导性交流范式,并实现从基础交流范式到符号交流现象的层次性具化。

  一、交流的模糊性与普遍性

  交流如何得以确立?通行的观点认为,因为符号,特别是因为语言符号的引入而使交流得以确立。

  但是,共有语言符号而无法实现交流的现象屡见不鲜,又否定了这样的观点。不能否认,以常见的会话形式出现的语言交流,证明了语言符号本身对于交流的重要性。皮尔士的思考为解释语言交流成立的基本条件提供了启示:“言者和听者之间,某种意义上,必须存在充分知悉,或相互认为知悉,并共识为共有的场域(universe)。这种场域又处于两种心灵之间:诉求进一步深思熟虑的心灵,以及被诉求的心灵。

  否则,将根本没有交流发生,或缺乏交流的‘共同基础’。”[2]也就是说,不是语言符号,而是交流者之间共有的场域,构成了语言交流成立的基本条件。反过来说,如果缺乏这种共有场域,即使言者和听者之间共有相应的语言符号,也无法实现交流。虽然皮尔士并未详细解释“场域”的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依据经验而形成的言者和听者的认知延伸似乎框定了场域的边际。

  经验中的社会性在框定场域边际上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不同社会位置,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场域,而处于同一社会位置者易于共享场域,发生交流较多。当然,交流者的价值观、人格、性格、情感、兴趣等等也在参与共享场域的构建。

  一种交流的流产或失败,往往又是满足场域社会性的同时,不能满足价值观、人格、性格、情感、兴趣等其他方面的条件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满足了上述内涵的场域的前提下,交流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将交流可能性转化为交流现实的手段,则是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入场,使交流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符号的进入,又使交流处于终结后需要重启,冲突后需要缓解,前奏后需要后续这样一种十分复杂的状态。恰恰在语言符号的交流中,原初的场域获得拓展,原先场域的一致性发现了不一致,或不一致统一成一致。这些情况,皮尔士视之为交流的模糊性,而且交流的模糊性植根于符号指涉的模糊性:“第一,集体性模糊指涉相关场域(universe);第二,分布性模糊指涉该场域中存在的所有个体;第三,选择性模糊指涉改场域中的单个个体。”[2]交流的模糊性与交流的反复实践性二者复杂的结合,又引出另一个重要概念,即交流的“普遍性”。

  交流的“普遍性”是解决交流模糊性的目标所在,同时,又构成了交流反复实践性的基本条件。但是,交流的模糊性和普遍性,体现于符号与场域的关系,又和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的抽象性互为依存。从语言符号的抽象性判断,模糊性和普遍性是同步的,也正是由于语言符号的抽象性概括特性,而获得交流的普遍性,但是对共性的抽象性概括,一旦具体到交流的语境,又发生语境针对性的模糊。正如皮尔士所说:“尽管相反,但普遍性和模糊性,从某种形式角度说,似乎平分秋色。显而易见,没有一个符号在同一个方面既模糊又普遍,原因在于:决定权未显著延及解释者,而是说者的权利。因此,可以通过确定的方式,一种符号得以摆脱要么模糊要么普遍的状态。但是,没有任何符号会绝对和完全不确定,这一点已经证实……。”[3]

  值得指出的是,皮尔士所提出的模糊性和普遍性悖论性命题,实质彰显于符号交流,或语言交流。这是我们从其交流哲学观考察语言交流成立条件的立足点[1]137-165。皮尔士符号论具有显著的悖论特征,这种悖论特征不仅体现于其一般符号理论,而且也体现在他的交流学说之中[4]。悖论是关于结果的描述,但悖论本身,特别是关于交流的悖论观,实质反映了交流过程的复杂性及其不可止步性。

  一次成功的交流是悖论的暂时解决,是清除模糊,获得清晰的暂时性状态。但新的悖论产生,即模糊性的延续,以及不断追求清晰性的努力,又意味着交流的不可止息。思考不停顿,经验累积不停顿,实质在孕育新的模糊和清晰。也即思考者的清晰与接受者的模糊,或经验者的清晰与经验感受者的模糊。无论模糊还是清晰,都不可避免其临时性,而在交流不断消解模糊、不断获得清晰的过程中,指向了普遍性的终极目标,从而和“探究共同体”追求的真理异曲同工。这是皮尔士实用主义思想在交流层面的哲学指向。

  在交流过程中,言者为去除听者的模糊性状态,总在积极使用符号,或通过符号的再生产,通过对相关符号的元解释,力图使之清晰化。符号的清晰化成为符号言说者的主要目的。在符号清晰化的条件下,对于相关符号做出清晰化的理解和解释,又是符号交流合作的基本条件。由此,符号传送者和符号解释者建立了一种符号关系,并落实于符号的交流过程。作为最典型符号的语言,唯有通过交流,才能帮助交流者双方建立彼此接受和维持的符号关系。人们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很大程度上转换为上述符号关系,或通俗地说,转化为语言交流关系。不证自明的事实是:理想的社会关系正是理想的符号关系或理想的交流关系。

  那么,鉴于交流的这些重要意义,普遍性作为交流目标,和符号本身,或者说,在语言交流中,和语言符号本身发生何种内在的关联呢?第一,就语言符号而言,通过语音层面的音位系统、意义层面的基本词汇系统,而在一定的语言共同体内获得交流的全面可能性。但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仅仅是相对于皮尔士所说的语词的“理性目的”。

  仅仅是语言符号的普遍性本身,事实上无法直接决定交流的实现。交流是交流者相遇的结果,但交流者是否相遇,是否去实现交流,又常常是无视语言符号的普遍性,而专注于交流者的具体存在,并衡量其交流条件的一种结果。交流是一种角色的存在:“所有心灵之间的交流都是通过存在的连续性而实现的。

  一个人能在创造的戏剧中赋予自身一定的角色,并沉浸于这种角色,而不管这种角色多么低微,都是把自己和作者划上等号。”[5]345第二,上文我们分析了皮尔士所说的“场域”概念,指出了“场域”之于交流的“共同基础”的作用。

  这种“场域”既包括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分布,也包括交流者的价值观、人格、性格、情感、兴趣等要素。但是,即使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交流者是否在一定的时空情景下具有相互交流的意向,又是启动场域,运用符号,达成交流的关键条件。也就是说,从场域到意向,再到符号或语言符号,形成了语言交流的三个核心环节。

  场域是交流的共享基础,意向是启动交流的关键,语言符号则是实现交流的最终手段。交流者的交流意向性,以及对于这种意向性的把握和分享,解释了交流的特殊价值:一个正常的共同体成员,正是拥有了对于交流对象基本意向性的把握能力,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交流者。对交流意向性的把握能力是交流能力的核心成分。然而,在满足了上述条件之后,何以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在交流过程中还存在着模糊性的问题呢?

  这又涉及“普遍性”的另一个问题,即知识和经验分布的社会差异。概括而言,交流的“普遍性”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语言共同体中音位系统和基本词汇的“普遍性”。这是语言共同体成员最广泛拥有的交流“普遍性”。第二层次:把握交流意向性的“普遍性”交流能力。第三层次:知识和经验分布条件下的交流“普遍性”。共同体成员在价值、职业、生活等方面形成的分化和分层,使得交流者在经过第一种和第二种交流“普遍性”之后,不可避免地迈向第三种交流“普遍性”。第三种交流“普遍性”彰显了共同体成员寻找深度交流所面临的困难。这种交流“普遍性”,是社会的知识和经验分布条件下的“普遍性”,构成了分层性社会纽带的基础条件。

  上述三种“普遍性”在空间上趋小,但在共同体的社会层次上趋深。趋深的含义是指:从第一种普遍的语言符号交流共性,到第二种普遍的人性交流共性,再到第三种知识、经验的交流共性。对于三种交流“普遍性”的追求,体现出人际交流的目标序列。皮尔士所极力声辩地通过“相似符号”(icon)、“标引符号”(index),“抽象符号”(symbol)的复杂符号交错过程,来实现交流和深化交流,“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更明确”,从而确立信念的普遍性,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交流目标序列的理论概括。

  通过交流行动,三种交流“普遍性”才成为约束或推动人际交流的现实化动力。也只有在交流实践中,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其“确立信念”的交流理想,才获得实在化和路径化。正如皮尔士精辟阐述的:“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完全确定的,也即不模糊的。

  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生理学家终究会发现一些方法来比较人和人的感觉属性,因此坚持认为目前的不可比较性是导致误解的不可回避缘由,或许有欠公正。但这种模糊性并不影响交流的理性目的。无论何种程度或何种可能的变异存在下去,绝对的精确是不可能的。其他很多方面都是模糊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对于语词的解释确立在和别人完全相同的经验上。甚至就最理性的概念而言,我们越是努力精确,而精确性似乎越难达到。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思维以对话方式运行,尽管一般而言程度较低,但都受制于语言的不确切性。”[3]

  皮尔士的交流哲学,并非以一种具体的例证来验证其实用主义概念体系,而是以另一种理论维度来延伸其实用主义思想。二者之间不是概念和实例的关系,而是一种理论平面和另一种理论平面交互验证的关系。对于交流的深层次规则的关注,仍然是皮尔士的理论焦点。皮尔士以“习惯”(habit)、“普遍性效果”等实用主义概念来论证交流的情景化缺陷,并以克服情景化缺陷,实现交流的普遍效果,达成交流的理想状态,作为其理论目标。

  如果说“普遍性”是交流在“精确性”基础上实现的一种理想,是交流运行最大半径的体现,那么可以说,皮尔士所倡导的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正是符号交流的不竭动力所在。但“普遍性”是交流的抽象性结果,是从能见能听的交流符号迈向不可见的交流目标的一个概括性概念。

  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蕴含了这样一条交流规则:交流起始于能见能听的符号,但终于交流者双方不可见不可听的共识。思想的共识,以不可见,非符号化的抽象形态,成为交流的终点。思想的共识,反映了交流者从具体的语言会话走向心灵呼应的抽象“普遍性”,也即从具体到抽象的交流过程。但是,在实践层面,因语词符号的模糊性和经验的差异,交流的“普遍性”,又表现出极大的困难,而使交流活动永远处于理想的征途上。

  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思想、逻辑理论与其符号学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其对于交流的理论思考,又体现出把实用主义原则和符号学说置于实践框架的思想转向。在这样的转向之中,皮尔士为符号的逻辑分析赋予了实践的可验证性。也就是说,交流实践,并非具象化、语境化的代名词,而是为了将其重要的实用主义概念“习惯”(habit)、“普遍性效果”等予以现实化、合理化的一种“修辞学转向”[6]。这是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交流层面所具有的深刻理论含义。

  从基础交流到语言交流正如上文所指出,皮尔士提出的“普遍性”概念,作为交流的目标,指向了交流的意向、观念、情感的共通性。共通性的达成,是交流的结果,但为了实现意向、观念、情感的共通,才产生交流的驱动。在符号化过程中,交流者的连接和相遇,构成交流的实践形态。从交流的本质特性判断,“普遍性”是交流之内,而交流者置身的符号化过程又是交流之外。

  交流内外的结合,是观念和实践的结合,也是以实践疏通观念,达成共通,实现交流者意向、观念、情感共有的过程。反过来,从符号化过程判断,交流转变为符号交流或语言交流。交流与符号交流或语言交流在实践上的不可分割性,容易导致把符号交流或语言交流等同于交流,把交流的问题等同于语言问题。

  一种常见,但很少受到质疑的观点是:语言是交流的本质,属于交流之内,其他方面,包括意向性、观念、情感的共通,交流的环境,交流者的经验等都处于语言交流之外。问题是:语言交流是否本质上属于基础交流,或者属于不同于基础交流的一种特殊的符号化交流。从语言符号的功能而言,在一定的会话序列中,由语词符号组合而成的句子,映射为逻辑判断,由此对世界的事态形成指涉。这实质蕴含着:语言始终不能摆脱外部性,不能去除对语言外实在的指涉,也就是说,语言难以获得绝对的话语自足。

  进而言之,语言交流存在着之内和之外两个方面,所谓的之内和之外,对于交流的成立构成什么样的差异性贡献?如果去除了语言,交流仍然可行,那么语言符号就不是交流的充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把非语言类符号纳入交流过程,那么又可以看到:交流和符号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也就是说,交流即使和语言可以分离,但和符号不可分离。交流不可分离的是符号性,而非具体种类的符号。心心相印、内在言语、无声胜有声、默契,诸如此类,都是交流,然都不立足于具体类型的符号,而是以符号性为交流的支撑。

  人和人相遇,人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的存在,相遇也是一种符号的存在,是否感知或阅读出这种符号的存在,直觉到交流的可能性,恰恰取决于人的符号能力。符号能力是对符号性的洞察能力,是对交流实践可能性把握的能力。符号能力的内在性,决定了符号能力不是外在的符号形态所能绝对引导和促成的。

  将皮尔士符号学中的交流视角和语言交流关联起来分析,并不意味着对皮尔士的经典理论施加机械的联想。皮尔士的哲学思想有其悖论风格,但皮尔士关于语言、符号及交流的论述,其悖论性,并不能归咎于所谓含混表述问题。相反,模糊性和普遍性二极概念,目的正在于去除因混淆不同的交流层次而带来的悖论问题。皮尔士关于交流问题的悖论性论述是要提醒我们交流是复杂的,不能为了表述的清晰而放弃对交流层次化本质的探寻。透过悖论的外衣,从理论上清晰区分开交流的不同层面,诸如将交流的基础范式和交流现象区别开来,有助于去除关于交流定律的矛盾性认识。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结论。

  其次,皮尔士哲学中的普遍性概念,其内涵远远不止于字面意义。寓于交流之中的普遍性概念恰恰使我们认识到,需要探寻作为交流终极目标的基础范式,从而证明皮尔士提出普遍性概念的合理性。超越表象的交流语境,追寻基础交流范式,可以看出这种基础范式是普遍性概念的栖身之地。当然,这样的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验证。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二条结论。再次,从基础交流范式可以逻辑性推导到符号对于交流的内在属性,即本文所提出的“符号性”概念。“符号性”概念有助于解释超越符号表象的交流条件。清除分析的含混,需要再度确认皮尔士观点的真正意义。这是探讨交流哲学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我们的第三条结论。

  最后一点,但也是本文指向的核心结论是:语言和交流并用本身,并不能说明语言是交流的决定性条件。语言启动并呈现了现实性交流,但交流的规律性制约在语言背后或语言之前。对语言交流哲学的探讨,不同于从语言之中归纳交流规律的语言学,而是要去除语言的现象性遮蔽,说明语言使用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恰恰又是对语言学的原则规定。

  【参考文献】

  [1]BERGMANM.Peirce’s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rhetoricalunderpinningsofthetheoryofsigns[M].London:Continuum,2009.

  [2]HARTSHORNEC,WEISSP.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vol.3[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3:395.

  [3]HARTSHORNEC,WEISSP.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vol.5[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357.

  [4]卢德平.符号的悖论与皮尔士的教义[J].世界哲学,2017(3):66-72.

  [5]BURKSAW.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vol.7[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8.

  [6]COLAPIETROVCS.Peirce’srhetoricalturn[J].TransactionsoftheCharlesS.Peircesociety,2007,43(1):16-52.

  [7]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cognition[M].Oxford&Cambridge:Blackwell,199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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