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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牛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传播

学术期刊发表网 位置:文史论文 时间:2019-04-22 17:14 (12)

摘要: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牛文化的概念,华裔印度学者谭中的建议进而大大宣传了这一概念。实际上,牛文化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养牛业和牛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以谢成侠为代表的牛科技工作者为此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进入21世纪,它越来越得到业内人士的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牛文化的概念,华裔印度学者谭中的建议进而大大宣传了这一概念。实际上,牛文化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养牛业和牛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以谢成侠为代表的牛科技工作者为此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进入21世纪,它越来越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牛科技和牛产业的发展日益重视牛文化的引入工作。

  关键词:牛文化;养牛业;牛科技;牛产业

文化传播

  我国牛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牛文化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学术思维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因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必然,且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不揣浅陋,拟梳理牛文化概念的提出经过、提出背景及其传播情况,以抛砖引玉。

  1994年,华裔印度学者谭中撰写《中国应该引进“牛文化”》一文①。该文认为,中国是全球“吃”的大户,但主食过多,尤其是淀粉;且是“猪肉统治”,缺少营养丰富的牛肉和牛奶。因此建议中国引进牛文化,多吃牛肉、多喝牛奶,少吃补品,既可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也可以促进农户养牛,使农民增加收入。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引起政界、学界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同②,甚至有人据此认为,牛文化一词最早见于该文③。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学者就曾提出过牛文化的概念,相关研究也已经起步,主要成果为李子和所著《金牛———牛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1]和饶恒久“牛文化”系列文章[2-3]。至于谭文提到的诸多问题,虽然基本属实,甚至不失为珠玉之论,但却谈不上别具匠心。我国畜牧学家谢成侠20世纪80年代即曾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并从历史学角度进行探讨,从而清晰地解释了它们的成因:

  1.关于吃牛肉。

  由于长期以来禁宰耕牛的实施办法不当,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我国牛肉来源不足,人们没有牛肉的消费习惯。20世纪80年代国家调整政策,养牛的农户增多,并提倡肉牛的饲养,却又片面强调外贸所需,忽视了国内的需要,所以牛肉的供应仍然紧张[4]49-52。

  2.关于喝牛奶。

  中国古代也养乳牛,牛乳及其制品是我国牧区各族人民的主要食品,且我国牛乳制品的生产技术,具有足以赛过现代乳业发达国家的悠久历史。但是在农区,由于中国牛种很早就从肉用转向役用,对牛乳的生产并不注重,以致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并没有培育出乳用品种,而在牧区则仍是低产的原始型牛种。近代以来,在西方乳业的刺激下,在民族资本的积极参与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畜牧业以养乳牛和乳业最有成效,这种消费习惯才开始改变[4]92-102。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牛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在概念的提出时间上,还是在实质性内容上,都比谭先生的文章更早、更深刻。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养牛业的发展分不开。牛文化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适应牛科技①创新发展的需要。中国人自古就养牛、用牛,形成一定的规模,并由物质变精神,孕育了全面、厚重的牛文化。我国现代养牛业和牛科技起步较晚②,而且总的说来很容易片面地认为,畜种改良必须利用引入品种,必须从杂交试验开始[4]129。

  科技发展以模仿起步是一条捷径,也确实很有必要,但不能止步于模仿赶超,还要独立创新。就牛科技改良而言,创新就是要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要求,选育地方良种。而牲畜品种是长期形成的,与以前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所以随着牛科技的发展,牛文化概念的提出也被提上日程。正因为如此,率先呼吁在我国进行牛文化研究的人就是一位牛科技工作者,即上文提到的畜牧学专家谢成侠。

  他摒弃成见,借用科技史(养牛史)的名号,表达了打破牛科技藩篱的迫切心情:“想到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可贵,如何继承吸取我们祖先的畜牧生产经验,把这类家畜(笔者注:牛羊等反刍家畜)在我国发展的历史系统地总结出来,实在感到不容听之任之。”[4]

  序1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展示了一位畜牧学家的远见卓识:“畜牧史属于自然科学史的范畴……考古学的例证只是引证事物存在的一个侧面。我们还要探索其本源,并用古生物学和历史文献来阐释,再以现代生物学和畜牧学的知识来说明自古到今的演变,以便古为今用,与现代畜牧科学和生产相结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有责任为此作出总结。”[4]

  序1研究养牛史不是“开倒车”,而是探索牛文化的发展规律,以更好地促进牛科技的创新发展。当时虽然还没有牛文化的概念,但是谢先生已将其中之意阐释得很清楚,并在《中国养牛羊史》一书中尽可能进行了尝试,其中很多看法至今仍然令我们受益匪浅。如此一来,20世纪90年代提出牛文化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提出牛文化的概念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不断深化,相关领域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牛文化的重要作用,呼吁在各自的领域引入牛文化。

  在牛科技领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昝林森的呼声最为明确和直接,他把牛科技和牛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讲得比较透彻: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对于牛的研究、开发、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过去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作为中华民族,与牛的情感、关系、渊源等,几乎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颇具民族特色。

  因此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人们的生活进步到何种程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研究牛科技,推广其成果,就必须研究中华牛文化,把现代科技与悠久而丰富多彩的风情、民俗结合起来,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合起来,契合中华牛文化的内在传统和精神,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否则我们的科学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取得大的突破。这应该是每一位牛科技研究者都十分清楚且努力实践的。[5]

  有感于此,他组织动物学科、社会文化、农史、文物收藏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在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历时5年,完成了国内第一部牛文化专著———《中华牛文化》[6]。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也正因为该书是一个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团队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研究,所以甫一问世就备受关注和好评。同时,牛产业出于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也迫切要求引入牛文化。在现代社会,牛逐步由役用的生产资料转变为肉用和奶用的生活资料,传统的分散养殖方式也正在向集约化的道路前进。

  21世纪以来,养牛业开始迈入产业化发展阶段,不少大企业与农民合作开展牛源基地建设,发展和巩固产业链。加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已经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一些牛产业发达、牛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以牛为主题的文化、商贸活动层出不穷,既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也促进了牛业产业链的有机合作,名利双收。但也走入一些误区。比如,在一些人的观念中,牛肉宴、牛产品与牛文化是等同的,甚至可以代替牛文化,这些人如果仅仅是少数、仅仅是普通百姓,危害还不大,可一旦这类思想普及开、成为产业决策的指导观念,那么何止一城一地受其危害[7]422!目前,牛产业引入牛文化的误区有三:以偏概全,盲人摸象;急功近利,形式重于内涵;缺少价值观[7]422。

  究其原因,牛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可是很久以来它一直不受重视,缺乏研究、缺乏正确理解、缺乏教育宣传,使之处于模糊状态。在实际工作中,牛文化甚至被歧视、被曲解、被片面化,牛文化被肢解后各取所需的现象普遍存在。那么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病态的、落后的、腐朽的牛文化,势必引导人们走入牛业实践的误区。而完整地理解牛文化,正确地、恰当地引入牛文化一定能使牛产业持续、健康甚至跨越式发展[7]421。

  无独有偶,河南省南阳市是南阳牛的主要产区,养牛的历史源远流长,牛文化悠久灿烂,当地牛产业的发展比较突出,引进牛文化的呼声也相对高涨。王冠立等人的主张显得笼统一些:南阳是黄牛的故乡,应大力引进和弘扬牛文化,宣传传统饮食的弊病和吃牛肉、喝牛奶的好处,逐步改善膳食结构,带动消费,拉动内需[8]。岁丰军等人的论述则要深入一些,他们着力强调弘扬南阳牛文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牺牲奉献、任劳任怨的黄牛精神,这对大力发展和深层次开发南阳牛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

  提出牛文化概念以来的这些发展变化,当然令人欣喜,但是我们也必须保持警醒:在牛文化概念的提出过程中,牛科技工作者先行先试是完全正常的,可是如果其传播范围也局限于牛科技领域①,那就只能说明牛文化的研究还很薄弱、传播力度远远不够,其实践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因为牛文化不仅仅是业内人士的文化,更应该是所有人的文化。余论谭中教授建议中国引进的牛文化,绝不是传统牛文化,而是现代牛文化。18世纪英国率先育成肉用牛品种,两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大大发展了肉牛和牛肉的生产。在此基础上,早年一些西方学者还曾将肉类消费多少与是否勇敢好胜的民族性联系起来,竟至牵涉民族的优越性问题[4]49。

  如此谬论当然不足取,但在发展现代牛文化的道路上,欧美各国确实走在前列,遥遥领先于我们。到了20世纪末,印度粮食产量只有我国的1/4强,人口是我国的2/3,他们存栏的牛是我国的10倍,猪肉的产量只有我国的1.5%,粮食的压力也不像我们这样大。正因为有比较合理的种植业结构和养殖业结构,印度在粮食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满足了国民对肉食的需要[10]。原本同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在现代牛文化的发展道路上又领先我们一步,这带给我们强大的压力和动力。进入21世纪后我们奋起直追,取得一定成绩。比如在人均牛肉消费量上,据美国农业部(USDA)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人均消费牛肉5.6kg,印度1.6kg[11]。

  虽然在这项数据上我们已赶超印度,但直至2017年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还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总之,在建设现代牛文化的道路上,牛文化概念的提出只是开始,目前其传播范围也比较有限。作为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我国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要求迫切,而且任务艰巨。

  参考文献:

  [1]李子和.金牛———牛与中国传统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饶恒久.从牛形岩画看牛与人之神秘关系———“牛文化”系列之一[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1):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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